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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代山西煤炭跨省贸易

来源:m6米乐官网电脑版登录入口唯一    发布时间:2025-01-31 04:57:45

  清代山西大部分地区的煤炭资源得以普遍开采。山西煤炭贸易,依靠陆路交通和内河航道实现煤炭的贩运,运输方式包括牲畜驮运和水运两种。贸易的形式包括日常性的短距离贸易与季节性的长距离贸易。农民利用秋冬或冬春农闲时段的长途贩运,节约了煤炭运输成本,扩大了煤炭运销范围和运输半径,并形成地区性的煤炭供销市场。就煤炭市场内部而言,通过规约规范煤炭交易,依靠互通有无的贸易,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,保证本省及周边地区的煤炭供应。

  就开采的规模而言,通过对清代方志和碑刻资料的梳理,发现清代山西境内的采煤州县达70处,占山西全部州县的三分之二。

  清代山西境内除解州与蒲州府没有煤炭开发之外,其他府州均有煤炭开发的记录。采煤州县必为产煤之区,而非采煤州县并非全无煤藏,只是未进行开发,或曾有开采后来停止。如解州平陆县境内的砥柱山麓“煤炭素称富有”。平阳府的吉州、大同府山阴县和绛州稷山县在明代就有煤炭开采的记录。完全的采煤府州为泽州府、平定州、保德州、代州、霍州与沁州。传统的煤炭开发方式为土法,从开采、运输和销售均需大量的劳动力,民间有“窑膳千口”,即一口窑可以养活千口人的说法。关于煤炭开采的情形,根据同治《河曲县志》的记载:

  河曲近塞,苦寒而山产石炭,穴而入之谓之炭窑,窑口仅容人行,其中阔狭浅深,则因人力为之。砍炭者持斧入窑,伐以猛力,铁石相击之声,日夜不绝。置炭于箩,负担者伛偻而行,出诸窑外。窑初入甚浅,后乃渐深,极深可至数里,结伴而入,分坎而伐,日久则面目黧黑,见者呼为窑黑子,盖力作之苦,未有甚于此者也。

  关于跨省长距离贸易,在康熙朝末期,山西煤炭已“车推舟载,日贩于秦”。说明晋煤入陕,采取了水陆联运的形式,陆运和水运也是煤炭运输的两种基本模式。至雍乾时期,泽州府输入中州的煤炭“日不绝于途”。就界邻省份而言,陕西府谷之煤,来自山西河曲。河南林县西乡的煤炭即来自山西境内。对于煤炭运输来说,原煤的利润普遍偏低。改善煤质的主要办法是将煤屑加工烧制成蓝炭。蓝炭即民间俗称的兰炭或岚炭。极品的蓝炭——“蓝花香”炭甚至出口英国、荷兰、日本等国,成为皇室壁炉专用炭。如在汾阳县有《永禁煤、蓝炭、木炭、草斤碑》,这也代表着就大部分区域而言,煤炭并非唯一燃料,往往需要与木炭、干草等其他燃料竞争,无形中压缩了利润空间。煤炭的加工,既提高了附加值,也提升了竞争优势,运销距离也得以延长。

  长距离贸易煤炭中,商人亦能从中获利。杜纲《娱目醒心编》中就记载了山西商人押运十几船煤到北京贩运,获利十余万两。这种跨境长途贩运的存在,很大程度上来自省外市场巨大的用煤需求,既包括界邻省区的需求,也包括超远区域的需求。传教士弗朗西斯·H.尼科尔斯(Francis H.Nichols)的观察则显示,获鹿和北京市场之煤来自山西。

  从获鹿开始,就进入丘陵地带了。获鹿是华北的一处矿业产业中心。……路上常遇到一长串的驴队,它们的背上装着两大筐无烟煤;这些煤在北京出售,每吨所值相当于12美元。煤在山西北部很多地方作为燃料,我听说那里的农民往往从他田地的山边挖煤。

  从传教士的记录来看,山西的煤甚至运销到北京。从煤的出厂价格来看,据1908年美国探险家克拉克的考察,太原市场每吨煤价格是2500文,折合8先令即0.4英镑。以刘大鹏《退想斋日记》1907年银钱比价来看,1两银兑钱1600文,即每吨折银1.56两。根据1908年的汇率,1海关两兑0.3英镑,约合0.65美元。由此推算煤在太原交易价格为每吨1美元。至此我们大家可以知道煤炭从山西运往北京,价格持续上涨10倍以上,足见突破省内贸易,实现跨境煤炭的长途远销,会有巨大的利润。对于山西商人来说,将煤炭运往北京似乎并非难事。早在乾隆年间,山西在京商人,就多从事铜、铁、锡、炭等货物的生意。有这样的业缘优势,加之邻近京城的地利之便,晋煤入京不难实现。除了陆运之外,在跨境贸易中,水运有其独特的优势。如乡宁之煤,正因借黄河水运,得以供应陕西、河南二省。

  煤为乡宁特产,晋、陕、豫三省皆倚赖之。煤窑西乡为巨,东乡次之,南乡又次之。西乡先有三大窑,一在寨沟,二在师家滩,其大百倍于东、南乡,又与河近,销路畅而易。

  乡宁之煤能畅销陕、豫,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水运的便利。不过晚清山西的大部分县域,均无很好的交通条件。传统运输的落后,使得山西煤商逐渐失去一些省外市场,如山东博山,山西人曾垄断这里的煤炭市场,但胶济铁路通车以后,随着外煤的进入,山西人的势力便退出了博山。晚清时代政府积极开发矿务,山西巡抚岑春煊在奏折中强调“富国之本,路矿为先,矿为生利之源,路乃通利之具”,以此突出路矿的重要性。可以说改善交通运输条件和引进先进的开采技术,慢慢的变成了晚清山西的当务之急和官绅的共识,而光绪三十三年正太铁路的通车无疑是标志性的事件,亦成为近代晋煤大规模外运的开端与先河。

  煤炭开采的动力,来自需求的扩大。然而需求的扩大,并不完全能通过降低价格来实现。宽松的矿业政策,加速了煤炭开发的进程,使得有清一代山西开采的区域达到三分之二以上。煤炭业吸收了秋冬和冬春时节农闲的大量劳动力,借助于水陆交通的改善,为煤炭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。煤炭贸易的运输方式包括牲畜驮运和水运两种,基本模式是日常性的短距离贸易,与秋冬或冬春时季节性的长距离贩运相结合。民众利用农闲时段的长途贩运,节约了煤炭运输成本,扩大了煤炭运销范围和运输半径,由此形成区域性的煤炭市场。而在市场内部,通过规约规范煤炭交易,依靠互通有无的贸易,保证本省及周边地区的煤炭供应。

  晚清民国以来正太、京绥、同蒲等铁路的修建,对于晋煤的外运有及其重要的作用。平定和大同地区成为近代山西煤炭开发的集中区域。而在煤炭企业中,既有机械化程度较高的现代企业,也存在大量使用原始方法开采的小煤矿。这大致是山西近代煤炭开发与运销的基本面貌。但是,机械的使用一方面带来了煤矿的现代化,提高了工作效率,另一方面也巩固了传统的煤炭贸易市场,扩大了内需。如襄垣县原本依靠人力采煤,但是在购置起重机械后,起运便捷,煤质也良好,“销售邻境各县,甚形畅旺”。在日常生活中,随着物价的上涨、生活成本的提高,用煤的经济优势得以凸显,激发了民众开发煤矿的积极性。如翼城县北撒村民就集资在该村南海子沟探采煤矿,出产甚旺并行销邻村。列强主导的铁路建设,使晋煤外运的利益多被外人所夺。晋人也开始积极主动进行道路建设,改善煤炭外运的交通条件。如平陆县产煤丰富,因为交通迟滞,而陷于低谷。最后在知县主持下,修通了大路,不但使本县燃料得到更好的供应,同时“更畅销豫、晋两省邻封各县,为利之溥,亘古未有”。可以说,晋人通过对近代采煤技术的吸收与引进、积极改善对外交通,使得传统的煤炭贸易市场得以巩固和扩展。不过即使如此,煤炭的开采与运销依旧受到巨大制约,以至于全汉昇先生不得不慨叹:“中国煤矿资源之所以不能大量开发,占全国储量约三分之二的山西煤矿之没有大规模的开采,要负一大部分责任。” (《社会史研究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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